《红楼梦》可以说是京味儿文学语言的开山之作，正是这部作品让北京话，或者说让京味儿文学语言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当然，持这种观点的不是我一个人。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说“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，《红楼梦》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，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，真是生动极了。”
俞先生虽然是浙江生人，但长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。他的曾祖是江南大才子俞樾，父亲俞陛云是光绪年间的探花。作为世家子弟，俞先生没给祖宗丢脸，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，毕业后，先后在燕大、北大、清华任教，这之后几乎就没离开过北京。
他家的老宅子在东城的北竹竿胡同38号。他在此住了55年，979年，才搬到西城三里河的南沙沟。
俞先生是1900年生人，1990年10月去世，整90岁，也算高寿。我有幸在他晚年，跟他见过几面。当时我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，为俞先生倡议恢复昆曲的事儿，先后到他家去过几次。虽然顶着红学家的头衔，我感觉俞先生晚年最关心的事儿，不是《红楼梦》，而是昆曲。原来他和他的夫人许宝驯酷爱昆曲，许宝驯的父亲许引之是昆曲的名票，她本人也是“昆迷”，不但嗓音柔美、字正腔圆，并且能填词谱曲。
俞先生搬到南沙沟住的当年，在他的努力撺掇下，恢复了北京昆曲研所。1985年，我去他家拜访时，他送了我一本昆曲艺术家俞振飞写的《振飞曲谱》，原来书的序言是俞先生写的。
俞先生在我面前绝对是前辈，他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起了序言里他定义的昆曲“水磨调”的源流。我对昆曲一窍不通，而且也不喜欢，但出于对老人的尊重，一边听，还一边假模假式地频频点头儿。这尴尬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。
俞先生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，而且是教书的，但听他说话，依然带有南方口音，普通话并不很标准。不过，他的口语里，时不时也会带出一两句北京土语。
我印象极深的是他聊天儿时，随口说了两个词儿:“这根节儿”和“惹娄子”。这可是典型的北京土话呀!
俞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，我不失时机地跟他聊了两次《红楼梦》。他认为《红楼梦》运用北京话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本书才把人写得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；同时也把事儿写得具体生动，状物传神。
“您觉得《红楼梦》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什么?”我问俞先生。
“语言。”俞先生不假思索地说:“《红楼梦》的北京话写得太生动了!
真是大家呀!多少年之后，我品味着俞先生当年说的话，不能不为他独到的眼光所折服。
我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，跟他的落魄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。正因为他家道中落，怀才不遇，又中年丧子，郁郁寡欢，生活在底层社会，与贫穷的旗人朋友和汉族朋友朝夕相处掌握了大量的民间语言，オ“披阅十载，増删五次”写出了《红楼梦》。
